檢察機關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四個建議

2019年8月13日10:33:15 評論

2018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是一項重大司法制度變革。該制度從新時代我國社會治安維穩形勢的大局出發,關注審前羈押率高、訴訟時限長的負面效應,通過減少對抗的方式實現刑罰目的,致力于提高訴訟效率、修復社會關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法治意義。法律的生命在于實踐。在此,從辯護律師的視角出發,結合辯護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提出檢察機關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些建議。

一、應明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于所有刑事案件

刑訴法修改后,在最高檢的帶動下,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勇于創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工作機制,給律師參與認罪認罰從寬處理提供了各種工作便利,極大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少地方還制定了《認罪認罰刑事案件辦案指引》《認罪認罰刑事案件實施細則》等規范性文件。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有的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習慣于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速裁程序結合起來,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限定適用于盜竊、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輕微刑事案件。對于可能判處三年以上刑罰的案件,適用比例較低。此外,對于職務犯罪案件、涉黑涉惡案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涉眾型案件等,有的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在適用起來還存在較多顧慮。

磁力猪cilizhu筆者認為,在刑事訴訟法沒有限制適用罪名的情況下,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設立的初衷來看,所有符合條件的案件均可以適用。基于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建議檢察機關能夠制定督促辦案人員積極適用該制度的內部考核制度、獎懲制度,提高認罪認罰案件的適用率,最大限度發揮該制度應有的價值和功能。另外,基于我國對不同類型案件規定了不同刑事政策,前述的職務犯罪案件、涉黑涉惡案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仍應當保持從嚴從重打擊的立場,因此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應當區別于普通刑事案件,包括適用的程序、量刑建議的幅度等。

二、應將“認罪認罰”作為一個獨立的從寬量刑情節

2018年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但在實踐中,從寬的幅度如何掌握,還有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退贓退賠等其他刑法規定的量刑情節之間究竟是包含關系還是獨立關系等,目前還沒有定論。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積極性。

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大多數觀點認為,“認罪認罰”作為一種從寬情節,應獨立于刑法中的自首、坦白等情節。筆者對這種觀點深表贊同。首先,該制度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性從寬措施,不同于刑法規定的實體評價標準。其次,該制度與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相比,有其獨特的內容“認罰”。換言之,“認罰”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內容,具有獨立的程序價值,并不能為現有刑法中的量刑情節所包含。最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以效率促公正、修復社會關系。將“認罪認罰”作為一個獨立的從寬量刑情節,等于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的刑罰優惠,這更能提高其積極認罪認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有利于實現立法目的。

磁力猪cilizhu關于“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建議根據不同的案件類型、不同的證據情況設定不同的幅度,情節較輕的可以作出不起訴處理。例如,對于普通刑事案件可以從輕20%至30%;對于案發時間長、取證條件差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主動交代事實進而找到涉案關鍵證據的,最高可以從輕50%;偵查階段即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大于審查起訴階段才認罪認罰的;等等。

三、應制定量刑協商的程序性規定

磁力猪cilizhu量刑的輕重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1條規定:“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可見,刑事訴訟法賦予了量刑建議實體性裁量的功能,基本相當于法院的判決,直接確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期。而量刑協商程序又是量刑建議作出的必經程序。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刑協商程序與量刑建議之間,猶如法院開庭程序與判決一樣。因此,必須重視量刑協商的獨立的程序性價值。

磁力猪cilizhu在目前實踐中,量刑協商的程序性價值并沒有完全凸顯出來。以筆者辯護的案件為例,有一些案件沒有協商程序。例如,有的檢察機關承辦人收到辯護律師的法律意見后,自行提出量刑建議,然后讓犯罪嫌疑人和律師簽字確認。當后者提出不同意見時,只是簡單回應說“如果不同意不簽字,量刑建議會更重”。這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和律師只是配合辦案人員而已,整個過程沒有任何“協商”。還有的檢察機關承辦人在量刑協商環節不通知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辯護律師,只是讓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上簽字,實際上剝奪了犯罪嫌疑人和辯護律師的辯護權。

筆者認為,量刑協商必須有相應的程序性規定。例如,對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提出的啟動認罪認罰程序的意見,原則上檢察人員應當同意,除非該案件不符合認罪認罰的條件。不同意適用的,必須出具書面回復意見,闡明不能適用的理由,且該法律文書應當歸檔備案。另外,量刑協商程序可以比照法院的開庭程序設計,包括核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核實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以及認罪是否自愿,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的量刑意見,然后提出自己的量刑建議。在這個過程中,檢察人員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的量刑意見進行回應,沒有采納的還要說明理由。對于檢察人員的量刑建議,犯罪嫌疑人和律師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直到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或者確定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為止。整個量刑協商過程應當記錄在案并歸檔,由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簽字確認,有條件的還要全程錄音錄像。同時,也應當明確違反程序的法律責任,例如檢察人員故意不啟動認罪認罰程序的,或者故意不同意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提出的啟動建議的,在考核時應予以否定評價。檢察人員威脅、脅迫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簽訂認罪認罰具結書的,該協議無效,相關違法人員應當承擔相應責任。

為了保障量刑協商程序的有效開展,建議檢察機關(最好與法院一起)制定一部精細化的量刑細則,明確不同案件不同情況下認罪認罰從寬的幅度,其他量刑情節的從寬、從嚴幅度可以參考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這樣,控辯雙方開展量刑協商有統一標準,能夠保障量刑協商的效率和質量。

四、確定刑量刑建議更符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目的

在實踐中,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一般有兩種模式:確定刑模式和量刑區間模式。通常認為,前一種模式可以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刑罰的心理預期,后一種模式有利于保障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具體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筆者認為確定刑量刑建議更符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目的。具體理由是:

第一,確定刑量刑建議符合認罪認罰案件的訴訟構造。認罪認罰案件與其他刑事案件的訴訟構造不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認罪認罰的情況下,檢察機關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對立的雙方,也正是基于這種對立關系,案件最終要移交法院這個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決。換言之,不認罪認罰案件的訴訟構造呈現“三角形”模式。但是在認罪認罰案件中,這種訴訟構造發生了變化。由于檢察機關與被告人在定罪量性方面的一致性,雙方不再是對立的雙方。這種情況下,法官的職責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關注的重點從犯罪事實和證據的審查認定,轉移到審查被告人簽署量刑具結書是否自愿,被告人認罪認罰是否真實、合法,是否反悔,量刑建議是否有明顯錯誤等。換言之,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法官的職責內容發生了變化。正如刑事訴訟法第201條所規定的,法院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在這種情況下,確定刑的量刑建議當然不會影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第二,確定刑的量刑建議能夠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刑罰的心理預期,緩解其焦慮情緒。筆者在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發現,盡管他們大多希望訴訟程序能夠盡快終結,從看守所轉移到監獄。但他們最大的壓力還不是生活的問題,而是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給他們以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有犯罪嫌疑人說:刑期確定后,我寧肯在監獄待一年,也不愿意在看守所多呆一天。可見,確定刑的量刑建議更能滿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需要,也更能容易調動其認罪認罰的積極性。

第三,確定刑的量刑建議能夠提高訴訟效率。具體而言,就是確定刑的量刑建議能夠降低被告人在審判階段反悔的概率,防止因為法院判決的刑罰結果與其預期之間存在反差而產生心理波動,收回之前的認罪認罰意愿或者提出上訴。筆者辦理一起認罪認罰案件時,犯罪嫌疑人在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后告訴我:“這個案件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是二至三年,如果法院判決二年有期徒刑,我就確定不再上訴,如果判決我二年零六個月及以上有期徒刑,我就一定上訴。如果判決二年以上、二年零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我就考慮一下再說。”這充分表明了量刑區間模式對被告人心理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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